七政四余天星择日法 七政四余造命法

       七政四余天星择日法，又称七政四余造命法，全称七政四余三王弧角天星择日法，是唐朝地理宗师杨筠松公所用之法，杨公的《千金造命歌》中盛赞道:"不知年月有玄微，年月要妙少人知;年月无如造命法，装成好命资人为"。意即说具体的时空中存在着居于天体各位置上的日月金水木火土七政，谁把握了年月的玄机，令七政四余拱照有情，日月恩用夹拱命宫，谁就能重新改造命运，衣食丰盛、富贵双全，可见天星择日法威力之巨大。

       天星择日法正因有如此之效用，故历来被视为最上乘、最高深的择日法，很多人学了一辈子择日，也只是闻天星择日之名，而未睹天星择日之术，原因就是封建皇朝严禁老百姓学习天星择日大法，明朝初年颁布"习历者遣戌，造历者诛死"之令，因为天星历法准验非常，造福神速，禁止老百姓学习，实施愚民政策，就是为了让皇位皇权巩固，永远接受皇家的奴役。

      天星择日法宝贵非常，故杨公在《造命歌》前加上"千金"二字，如非有德有福缘之人，纵给千金也不能传授，可见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理。

既然天星择日法是中国择日界视为位阶最高的一种，仅在宫廷使用，所以一般民间不易窥知。清.光绪年间的《御览天象渊源》，1-4为钦天监实务，但内容艰深即使是饱学之士，也难以入门。而民间虽传有《天步真原》，其中卷二，即在计算弧角天星的天宫图及行星的位置，但处处需要查对数表及行星位置的星历表，在当时中国尚未有球面天文学的观念，可以想象，有心之士欲学无门。而民间择日学馆，又严禁私传，但大多也只处于不知真正原理，仅懂得计算步骤而已，其中错漏颇多。

       折叠七政四馀天星择日法：

       乌兔太阳择日法与七政四馀天星择日法分别:

首先，七政四馀天星择日以天星之实际运行而定，有形体可凭，乌兔太阳之九星日，是无形无体凭空想象的东西;

其次，七政四馀天星择日以各地之经纬度及用时时刻用弧角以定命宫，以山向、命宫及各星形成之角度以定吉凶，乌兔太阳则否;七政四馀天星择日乃天文推步之学，繁且难以入门，又甚难精通，须要得师授方可，乌兔太阳则否。

再有，乌兔太阳择日吉星永远是吉星，凶星永远是凶星，呆板教条;而天星择日吉凶随时而定，吉凶星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符合唯物辩证法。

乌兔太阳择日法所排列之星象，并不是实际的天文星象，因为实际星体之运行有疾迟伏留等现象，而乌兔太阳择日法是呆板胶滞的。实际天象还应考虑岁差，况且实际星象之计算，非精专历法者，不能推算准确。

试举月星为例，其之运行轨道与黄道有5度之倾角，与赤道之倾角则在19.5度至28.5度之间，故其之交点，我们称之为"节"，节过后逐渐西行，经18.6年，又回归原处，在18.6年内与赤道倾角有约10度不到的变化，天文上称之为章动，其结果是由岁差使球轴沿轨道有小椭圆之运动，其值约9.2秒，黄白交点退行于黄道每日约3分11秒，积67093.39日，约18.6年而运行一周，谓之正交，其运行半周时，月道方向与初期必相反，故月行每周必变其道，成螺旋形，出入黄道左右各有5度8分，影响其运行的因素很多，其主要有太阳运行、出差、年差、月差等，所以计算真正的月亮位置，每一步骤均需矫正，其次，上升点与近地点又不是常数，要先求平近点角，再求月在白道上的位置，再求其在黄道的经纬度，计算相当繁复。如果要计算精确的太阴到方，则有大量的计算，必须借助三角函数，最好是借助软件。

因此七政天星择日与乌兔太阳择日法计算出来的方位，有很大的差别。

经考，杨益，字筠松，号救贫(另有称号叔茂),生于公元834年，卒于公元904年。杨公天资聪慧，少年悟性异常。公元854年，年方二十岁时登科第入朝为士。唐僖宗时，官至朝廷金紫光禄大夫，为三品命官,掌灵台地理事，主管宫廷建筑、重要寺庙的规划布局，以及天象观察、皇族祭祀等职。试想汉唐时期天文学发达,杨公又是硕学大儒，职掌灵台天文,岂能不知星体运行之理?杨公在《疑龙经》"选择篇"中也说得很明白:"我因历数考诸天,玄象幽微万万千;星到晓时次第没,只有阳乌万古存"。诸君再细读"造命歌"也可知，该歌诀言简意赅，非深识天星者不足以语此。而<<乌兔经>>之义,先贤辨论多矣，识者一见便知,乃鄙俚野夫无知妄作也。

综上所述，杨公造命法及蒋大鸿<<天元五歌>>之第五歌"选择"篇讲的就是七政四馀天星择日，非乌兔太阳择日也。言乌兔择日是杨公择日真诀者，乃无稽之谈，其理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