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和国家的三重面相

 哲学总是抱有宏大的企图，希求说明当下的社会和世界。即使是拒斥宏大叙事的哲学派别，依然难免关乎社会和世界的总体解说。这不是哲学的过错，而是哲学的本性使然。在当代中国，哲学思考总是关乎中国的思考，即使我们探究的是古希腊的某个文本、某个概念、某个命题，即使我们沉思的是纯粹的形而上学议题，行文间不曾笔墨于当下生活的启示，“中国”作为思考得以展开的背景、语境和场景，总是在悄无声息、毅然决然地发挥作用。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所置身的处境不能不有明确的体认和指认。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否自觉、是否愿意，人都不能不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可以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即使是种地、做工、打球之类的技术问题也都被转化为政治问题。遇到困难时，翻阅领袖人物的经典著作，寄望于从中寻求方法论的乃至精神的指导。从技术到政治再到所谓哲学的方法论，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想特点。这样的思考，必然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必然是教条主义，它不是呼唤思想及思想的展开和深入，而是在思想之前，一切就被僵固了。既然连思想都不复存在，哲学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思想解放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没有谁否认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然而，在此前的生活中，这个标准并未完全发挥应有作用。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才焕发出青春和活力。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层面看，20世纪80年代和之前的时期明显的一脉相承，主体的解放依然强有力地受到主导意识形态的规划和制约。然而，主导意识形态所呼吁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使得教条不复有存身之地。因而，我们不妨把80年代的个体视作“思想者”，政治的“思想者”或思想的“政治者”。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展开，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常常被指认为“经济人”，个体之间的一切交往都被视作市场行为，爱情、友情、亲情都可以转化为市场交易问题。最初一些时候，和应用学科相比，哲学似乎显得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转瞬之间，经济的哲学应运而生。市场的确具有转移乾坤的作用，在市场的逻辑展开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显学，哲学和伦理学的存在依据就在于成为经济学的哲学或法学的伦理学。哲学思考因此具有金子般的分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文化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哲学脱颖而出。文化哲学必然伴随着政治哲学，借用不太恰当的比喻，文化哲学和政治哲学属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但政治哲学的盛行，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都要成为“政治人”，而是使得“文化”具有公平、正义的政治内涵。并且，随着文化哲学的兴盛，纯粹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议题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无论对个人和国家的解说，还是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解说，归根结底都是哲学的解说。一言以蔽之，个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作为概念，都离不开哲学的审视和诠释。哲学总是某一主体的哲学，另外，哲学又内在地参与主体的构造。从“政治人”、“经济人”到“文化人”的轨迹，也就是一个国家身份与符号变迁的轨迹。与个人的面相从政治转向经济再转向文化相系，中国呈现出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的面相更迭。对中国当代社会与思想史的书写，离不开哲学的视界。只有从哲学的深度、高度和广度出发，中国社会与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才能获得充分的诠释。经由哲学的思考，当代中国变得越来越“厚”；经由作为背景、语境和出发点的中国的“自觉”，哲学变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厚”的中国和越来越“近”的哲学，无疑预示着哲学对于中国的贡献和中国对于哲学的扩展。由此，“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哲学有没有用”这个问题也就不屑一顾。毫无疑问，中国必将成为哲学的国度，哲学也必将越来越多地打上中国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