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是如何变成一门「科学」的
2023-08-22 19:15:24
今天的你，还认为风水是一种迷信吗？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如《辞海》对「风水」的解释，它是旧中国的一种迷信。然而在今天，这个回答已经过时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说成功洗去身上封建迷信的色彩，重新成为广受中外认可的传统智慧结晶。北大清华等高校建筑系开设风水课程早已不是新闻，而西方高校甚至将其纳入环境心理学严肃对待。今天的风水学说，不仅为民营暴发户建筑商所喜爱，亦成为我国重大城市规划项目不可或缺的部分，动辄影响国运：
风水是怎样实现从封建迷信到智慧思想的逆袭的？
一、东方巨龙的讲究
风水又名「堪舆」「青乌」，群众基础远超算命驱鬼跳大神等，和武术、中医、中式烹饪、麻将并列为五大国技。传统说来，风水学可以勘察住宅基地、坟地周围的地理形势，比如地脉、山水的方向。它的内里思想又与阴阳、五行、方术、占卜等概念互相勾连，无所不包。
对于这种古老的东方智慧，最初接触到它的西方人完全不识货，直斥为骗局。明万历年间，利玛窦（ 1552-1610）对中国有如下观察：
下面的事例却为中国人所特有。在选择修建公共建筑或私宅的地点以及埋葬死人的地点时，他们是按照据说地下的特殊龙头或龙尾或龙爪来研究地址的。……这些地「理」 师根据山水田地的相对位置而算定一块地的气运和吉凶，而他们的卜算和观星家的占象是同样骗人的。
随后的几百年间，西方人对风水的看法大同小异，难以理解这种不可捉摸的文化观念。进入近代，盲目相信科学的洋人和洋务派，更是吃足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亏。
晚清时期，洋务派主导的探山采矿、铁路修建、电杆架设等新式工程无不触犯了当时民众的风水观念，使「山川之灵不安」、「损伤地脉」。工程虽然挖断了不少龙脉，愤怒的乡民同样挡下了许多工程。
而在上海、天津等租界，围绕租界内外土地风水的争端，更是成为帝国主义者与当地民众的主要冲突。当地居民有意无意的利用风水学说，向修路、买地、搭桥、盖楼的洋人要赔偿。不明就里的洋人一旦恼羞成怒，极易酿成反帝爱国斗争。
19 世纪末叶活动于上海、厦门一带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义愤填膺地写道：
这个国家最大的祸根之一就是风水，因为它完全阻碍了对她地下所蕴藏的丰富的煤矿资源的开发。直到最近人们还由于害怕扰乱地下的龙脉而不敢开矿掘煤。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有大片的土地富藏煤和铁，而当人们正遭受着极度的贫困时，它们却在地下安静地躺了几千年。
洋人理解也罢，嘲讽也好，风水确实在明清乃至近代的中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有的坟冢、屋宇修建工程，都要请风水先生，再位高权重的人，也会尊重风水师的意见，甚至不远千里求教最有名的风水大师。
二、迷信，美学，抑或文化
五四以后，学习西方理论的中国进步学者，率先对风水发起质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包括风水和中医在内的固有概念一概批为迷信。
大清倒台后，以进步、科学自居的各届政府，也同样按迷信给风水观念盖棺论定。从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乃至解放后破四旧，官方都有出台禁止风水的法规或者相关文件。反倒是最后的租界香港，在一百多年里吃够了风水苦头的殖民政府已经被磨平了棱角，对乡民的迷信格外宽容。
港英政府出于政局稳定需求，对当地人生活方式一概采取包容的态度。香港把《大清律》实行到1971年，其他英属地区禁止吃狗肉的禁令也未贯彻到香港，风水文化习俗也得以完好保留。
这时候，西方社会的文化运动，反而使风水的形象发生了180度扭转。1960 年代，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崛起的嬉皮士一代，将追求自由的斗争转向精神领域。科学和理性正是他们要叛逆的东西。佛教、瑜伽等东方神秘元素，才是值得追捧的时尚。
同一时期，战后经济腾飞造成全球环境恶化事件不断，「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自然和睦相处」成为热门话题，今天的激进环保主义多由此而来。正处于叛逆高峰的西方高校，随之开始在传统东方智慧遍寻解决方案，东方风水理论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正好击中了他们的需要。
1960年，美国著名规划师凯文林奇在《都市意向》中虽然还将风水视为非理性，但已经认为它体现了前人对「宇宙间能量规则」的醒悟，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随后，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开始将风水摆入「类科学」的门类。还有一些汉学家，认为风水是一种审美或哲学思想，虽然算不上科学，但也并非迷信。
在今天的西方，风水通常被纳入「人居环境学」。英文世界中的「fengshui」一词，包涵了西方人对风水全部的正面理解，意为用智慧来协调人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使之有益于健康，最好还能带来好运和财富。
不过，西方人推崇的「风水」，往往是对中国风水的误读。在多数西方人理解里，风水是风和水。其含义是「通过种植树木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水邻近房屋的价值」等，「由此可见，的确富含科学人居理念」云云。然而，山形走势才是中国风水学的精髓。相比看得见的有形水脉，中国风水更讲究对「地气」的探寻，看不见的「气」才是「形」的内在构成，所以山峦形势的玄学解读才是风水的真正重心。
其次，风水分为阴宅和阳宅。相比「相宅」，风水关于「相墓」的理论要多得多。在可以土葬的时期，择阴宅才是风水的主要实践方式，只是到土葬不被许可，才只能施用于活人，成了「人居环境学」。
其实，古代风水信仰的核心思想是「利后」而非「利今」。一命二运三风水的俗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传统社会中难以改变命运的人们，愿意相信命数已定。不过命数以外，通过调风水迁祖坟，也许可以获得成功的捷径。
三、风水现代化进程
不过，风水学说本来就不奉行一成不变的本本主义。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风水很快就与时俱进，吸纳了新的思想。比如原本修建公路铁路是破坏地脉，但理论升级后，路本身就是活龙，可以带来活财。
受西方学界影响，1980-90年代，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和建筑景观规划学界开始逐步进行风水的学术讨论。风水在唐宋后期分化为「形势派」和「理气派」。相比更为灵动讲究气和灵的理气派，形势派注重山水形态的曲展高低，操作上也更加简明。因而，地理学界部分学者开始接受形势派的部分观点，并声称堪舆学在建筑和城镇选址方面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2006年前后，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系列韩国「申遗」的真真假假的报道引发了国内的焦虑。其中一则谣言称，「韩国准备将『风水』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一时间，主流舆论都开始探讨风水的定位：是否可以厘清风水中科学、神秘和迷信的成分？
一时间，风水课程走进大学校园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不少人希望在老祖宗的学问里，找到现代西方所没有的智慧。不过，这些课程往往并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科研论文中的风水文化，也往往只是和山水城市、生态住宅等现代概念混为一谈。不少课程事后都被叫停。然而，社会上对风水术的需求却愈演愈烈。浙江的高隆村原本籍籍无名，自从开始宣扬九宫八卦形布局并改名诸葛村以后名声大噪，旅游发展十分兴旺。
风水学说也不断推陈出新，以便指导现代化的生活：办公室的座椅背后一定要有依靠，这样事业才会顺利，「有靠山」；家中大门要朝向西方，这样才能发文财；厨房不能养植物，因为电器属金，会克木。在新时代的伟大工程中，风水学说亦占据一席之地。
2017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解读雄安新区规划方案时指出：
新区选址「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城市建设的『山川定位』立轴线的哲学思想」，北京城市中轴线南延下来正好是霸州，但霸州地质情况不适合建新城，最后将历史比北京城还要早五百年的潭柘寺定为千年南北轴线，选定雄安新区，而潭柘寺又和通州城市副中心以北京中轴线成对称布局。
到了这一步，纠结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已经无足轻重了。
风水是怎样实现从封建迷信到智慧思想的逆袭的？
一、东方巨龙的讲究
风水又名「堪舆」「青乌」，群众基础远超算命驱鬼跳大神等，和武术、中医、中式烹饪、麻将并列为五大国技。传统说来，风水学可以勘察住宅基地、坟地周围的地理形势，比如地脉、山水的方向。它的内里思想又与阴阳、五行、方术、占卜等概念互相勾连，无所不包。
对于这种古老的东方智慧，最初接触到它的西方人完全不识货，直斥为骗局。明万历年间，利玛窦（ 1552-1610）对中国有如下观察：
下面的事例却为中国人所特有。在选择修建公共建筑或私宅的地点以及埋葬死人的地点时，他们是按照据说地下的特殊龙头或龙尾或龙爪来研究地址的。……这些地「理」 师根据山水田地的相对位置而算定一块地的气运和吉凶，而他们的卜算和观星家的占象是同样骗人的。
随后的几百年间，西方人对风水的看法大同小异，难以理解这种不可捉摸的文化观念。进入近代，盲目相信科学的洋人和洋务派，更是吃足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亏。
晚清时期，洋务派主导的探山采矿、铁路修建、电杆架设等新式工程无不触犯了当时民众的风水观念，使「山川之灵不安」、「损伤地脉」。工程虽然挖断了不少龙脉，愤怒的乡民同样挡下了许多工程。
而在上海、天津等租界，围绕租界内外土地风水的争端，更是成为帝国主义者与当地民众的主要冲突。当地居民有意无意的利用风水学说，向修路、买地、搭桥、盖楼的洋人要赔偿。不明就里的洋人一旦恼羞成怒，极易酿成反帝爱国斗争。
19 世纪末叶活动于上海、厦门一带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义愤填膺地写道：
这个国家最大的祸根之一就是风水，因为它完全阻碍了对她地下所蕴藏的丰富的煤矿资源的开发。直到最近人们还由于害怕扰乱地下的龙脉而不敢开矿掘煤。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有大片的土地富藏煤和铁，而当人们正遭受着极度的贫困时，它们却在地下安静地躺了几千年。
洋人理解也罢，嘲讽也好，风水确实在明清乃至近代的中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有的坟冢、屋宇修建工程，都要请风水先生，再位高权重的人，也会尊重风水师的意见，甚至不远千里求教最有名的风水大师。
二、迷信，美学，抑或文化
五四以后，学习西方理论的中国进步学者，率先对风水发起质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把包括风水和中医在内的固有概念一概批为迷信。
大清倒台后，以进步、科学自居的各届政府，也同样按迷信给风水观念盖棺论定。从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乃至解放后破四旧，官方都有出台禁止风水的法规或者相关文件。反倒是最后的租界香港，在一百多年里吃够了风水苦头的殖民政府已经被磨平了棱角，对乡民的迷信格外宽容。
港英政府出于政局稳定需求，对当地人生活方式一概采取包容的态度。香港把《大清律》实行到1971年，其他英属地区禁止吃狗肉的禁令也未贯彻到香港，风水文化习俗也得以完好保留。
这时候，西方社会的文化运动，反而使风水的形象发生了180度扭转。1960 年代，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崛起的嬉皮士一代，将追求自由的斗争转向精神领域。科学和理性正是他们要叛逆的东西。佛教、瑜伽等东方神秘元素，才是值得追捧的时尚。
同一时期，战后经济腾飞造成全球环境恶化事件不断，「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与自然和睦相处」成为热门话题，今天的激进环保主义多由此而来。正处于叛逆高峰的西方高校，随之开始在传统东方智慧遍寻解决方案，东方风水理论所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正好击中了他们的需要。
1960年，美国著名规划师凯文林奇在《都市意向》中虽然还将风水视为非理性，但已经认为它体现了前人对「宇宙间能量规则」的醒悟，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随后，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开始将风水摆入「类科学」的门类。还有一些汉学家，认为风水是一种审美或哲学思想，虽然算不上科学，但也并非迷信。
在今天的西方，风水通常被纳入「人居环境学」。英文世界中的「fengshui」一词，包涵了西方人对风水全部的正面理解，意为用智慧来协调人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使之有益于健康，最好还能带来好运和财富。
不过，西方人推崇的「风水」，往往是对中国风水的误读。在多数西方人理解里，风水是风和水。其含义是「通过种植树木和竹林以防风」，「强调流水邻近房屋的价值」等，「由此可见，的确富含科学人居理念」云云。然而，山形走势才是中国风水学的精髓。相比看得见的有形水脉，中国风水更讲究对「地气」的探寻，看不见的「气」才是「形」的内在构成，所以山峦形势的玄学解读才是风水的真正重心。
其次，风水分为阴宅和阳宅。相比「相宅」，风水关于「相墓」的理论要多得多。在可以土葬的时期，择阴宅才是风水的主要实践方式，只是到土葬不被许可，才只能施用于活人，成了「人居环境学」。
其实，古代风水信仰的核心思想是「利后」而非「利今」。一命二运三风水的俗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传统社会中难以改变命运的人们，愿意相信命数已定。不过命数以外，通过调风水迁祖坟，也许可以获得成功的捷径。
三、风水现代化进程
不过，风水学说本来就不奉行一成不变的本本主义。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风水很快就与时俱进，吸纳了新的思想。比如原本修建公路铁路是破坏地脉，但理论升级后，路本身就是活龙，可以带来活财。
受西方学界影响，1980-90年代，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和建筑景观规划学界开始逐步进行风水的学术讨论。风水在唐宋后期分化为「形势派」和「理气派」。相比更为灵动讲究气和灵的理气派，形势派注重山水形态的曲展高低，操作上也更加简明。因而，地理学界部分学者开始接受形势派的部分观点，并声称堪舆学在建筑和城镇选址方面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2006年前后，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系列韩国「申遗」的真真假假的报道引发了国内的焦虑。其中一则谣言称，「韩国准备将『风水』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一时间，主流舆论都开始探讨风水的定位：是否可以厘清风水中科学、神秘和迷信的成分？
一时间，风水课程走进大学校园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不少人希望在老祖宗的学问里，找到现代西方所没有的智慧。不过，这些课程往往并未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科研论文中的风水文化，也往往只是和山水城市、生态住宅等现代概念混为一谈。不少课程事后都被叫停。然而，社会上对风水术的需求却愈演愈烈。浙江的高隆村原本籍籍无名，自从开始宣扬九宫八卦形布局并改名诸葛村以后名声大噪，旅游发展十分兴旺。
风水学说也不断推陈出新，以便指导现代化的生活：办公室的座椅背后一定要有依靠，这样事业才会顺利，「有靠山」；家中大门要朝向西方，这样才能发文财；厨房不能养植物，因为电器属金，会克木。在新时代的伟大工程中，风水学说亦占据一席之地。
2017年6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解读雄安新区规划方案时指出：
新区选址「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城市建设的『山川定位』立轴线的哲学思想」，北京城市中轴线南延下来正好是霸州，但霸州地质情况不适合建新城，最后将历史比北京城还要早五百年的潭柘寺定为千年南北轴线，选定雄安新区，而潭柘寺又和通州城市副中心以北京中轴线成对称布局。
到了这一步，纠结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已经无足轻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