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名

　　辩证地来看，取名是常例，是每一个人一生都要经历的;改名是特例，不具普遍性。但是，改名实际上也是取名，只不过原来的基础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原本就有一个名字。改名的事例，古往今来实在不少。

　　孩子刚生下来或小时候取名，自己不能参与意见大多由父母家人以及亲戚朋友决定。如此取出的名字，能并不一定为孩子所喜欢，也不一定能体现出个人的性情和抱负。改名的情形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是纯粹不喜欢过去的名字而改用新名。在前些年以至现在的乡村，人们还有给孩子取丑名的习俗;孩子长大后，尤其是读书以后，觉得名字难听、不雅，因而重新取名;有时候是自己取，有时候则是父母主动请人帮助改名。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孩子本来叫铁蛋、么妹，到县里上中学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志坚、文援。又比如，鲁迅先生的伯父本来叫“仲升”，北京话发音“仲升”与“众生”相同，众生又是被用来指称牲畜的，含有骂人的意味。所以他不愿意用，硬改了一个该是老大叫的名字伯升。

　　有人改名，不一定是因为原名封建、鄙俗，而想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好名字，比如有的女孩子觉得萍呀，花呀的不够好，便换一个新名字，或者把名字中的这类字眼去掉，留下另一意义较好的。比如原慧萍，去掉萍字，改成单名一个“慧”字。这类改名，动机在于对美的追求，改名者力图使自己的名字与自己的审美追求以及社会普遍的美学理想谐调。

　　用准确、鲜明地表现名主抱负、志趣的改名，所占比例恐怕是最大的。父母、家人给孩子取名，往往离不开自己的感情以及对孩子的期望，而这些又并不一定能与孩子的情感愿望吻合，所以就有改名的事情出现。如武则天、李自成的改名就是如此。又如宋代柳开，年轻时候倾慕韩愈，后来改名为开，自以为能别辟路径，另开门道。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后来为了表示女子不甘落后抱负，去掉了名中的“闰”字，又自号“竞雄”、“鉴湖女侠”。一代画师徐悲鸿，原名寿康，有福寿安康的意思。为了提醒自己在困苦的环境中振翼奋进，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悲鸿”，并自号“江南贫侠”。

　　时代风潮往往也是改名的原因之一。当思想文化的风潮像强劲东风吹来的时候，必然会对一些人产生影响，在他们的心头或吹起涟漪，或卷起狂涛。如清末的革命党人，投人革命队伍后纷纷改名，章太炎、蔡子民、胡汉民、汪精卫这些名字都是这种思潮的产物。胡汉民原名衍鸿，改名汉民，表示堂堂大汉之民。蔡元培本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字鹤卿;思想转变后，改字子民，表示为炎黄的孑遗之民。

　　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各种思想都吹到了中国，于是有人应“风”改名。著名作家巴金原名李芾甘，在巴黎留学时开始崇信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因此从二人名字中的首尾各取一字而成现名。教育家陶行知从少年时便殷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故名知行。留美后，他受实验主义的影响，认为凡事并非知而后行，而应行而后知，于是改名为行知。

　　在当代，因时代的影响而改名的也不少，其中影响最大的时代风潮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当时，为了紧跟潮流、紧跟党，许多人取名或改名卫红、学青、学彪，女孩子取名武、斌等等。在那个年代，因为名字升天者有之，落地者亦有之。追求时代风潮取名、改名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把名字“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否则，结局大多是可笑、可悲的。因为一旦潮流转向，这些名字又变得很不合适，于是又会有人要改名。

　　改名大多自觉自愿的，但也不排除被动的情况。汉语同音字较多，偶然地写了别字，又不好纠正，这样将错就错的名字也是有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改名就是如此。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4岁时候，他赴日留学，不小心在护照姓名栏里填入了年龄“十四”。护照是不能涂改的，于是他就将“十”字添笔改成“李”。但“李四”这名字不雅，他抬头一见“光被四表”的横匾，就在“四”字后加了一个“光”字。“四光”有“四方光明”的意思，算是个不错的名字。这种名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圈里总能找到一两个。不过，这种被动改名并非名主始料所及，另外的情形则是非改不可。

　　在封建时代，皇帝、上司的好恶关系到一个人的身家性命。皇帝老子不喜欢的名字就得改。旧时，有个叫杨林的参加科举考试。有人说他的名字与反叛首领的名字相同，应当改名，否则怕考不中，于是此人只得改名杨上林。孙中山先生也曾因避祸而改名。孙中山原名文，字载之，因鼓吹革命，流亡日本，为便于革命行动而改名中山樵。

　　此外，封建时代的避讳制度也迫使许多人改了名字。汉代蒯彻因避汉武帝刘彻改名通;晋代王衍因避成帝讳而改名夷甫，南齐萧道先避高帝萧道成先讳改名景，五代后唐的杨擅因名字的右半部犯明宗讳而改名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