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祖先和前辈的名字：态度不尊不敬用来不伦不类

　　用祖先和前辈的名字：态度不尊不敬用来不伦不类

　　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原因是汉族传统极讲究辈分。

　　家庭和家族中有个十分重要的东西就是家谱。下面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什么是家谱。家谱，也称为族谱、宗谱、家乘、通谱、统谱、世谱、支谱、房谱等等，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内涵是一样的，只是外延有所区别而已，现在我们一般都把它统称为家谱或族谱。家谱是系统记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缘集团”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就是记录某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血缘关系的图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维持和发展。即使旧的家族裂变成许多新家族后，以及新家族再裂变之后，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始祖如果娶了不止一个妻子的话，哪一个妻子是嫡，哪一个妻子是庶?她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字叫做什么?他们的妻子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是谁?家族中人和人是一种什么血缘关系?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它又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总之，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是家谱、族谱的雏形。

　　谱牒产生于什么时候?据考证，谱牒的产生大概可以上溯到先秦时代。司马迁所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出现的。司马迁创作纪传体通史《史记》时，曾经参考过周代的《世本》。学术界把它公认为中国家谱的开山之祖。战国时代的《春秋公子血脉谱》，开启了我国家族史籍以“谱”为名的先河。周代的《世本》，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贵贱的亲疏。它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趋于瓦解。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至东汉时已由世族宗族代替了，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势力极度膨胀，选用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业，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依据。与之相适应的是修家谱之风极为盛行，国家设谱局，置谱官，“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同时，伪造世系门第的造假现象应运而生，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唐朝初年，修谱继续为官府垄断。为了打击旧有的门阀势力，抬高李氏皇族的社会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组织力量编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为等级高下”，旧有门阀势力受到重大打击。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谱编纂方式由过去主要是官府修谱发展成私家修谱。家谱功能上也由过去主要是出仕、联姻的政治功能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时代以来，私修家谱之风盛行不衰，目前存世家谱、族谱绝大多数是清代以后纂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谱被认为是封建宗族制度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有的封建文化自然在荡涤之列，民间的修谱活动几近于绝迹。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政治环境的日渐宽松，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不支持、不制止的宽容态度，纂修家谱过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动又有了新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新修家谱看法不一。家谱包含着我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它是为了巩固和纯化宗族而出现的。家谱主要是对人名作规定。在家谱中，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确定了行辈关系，从而把整个宗族团结成为一个壁垒森严的整体。外人要想进入宗族是很困难的，因为家谱里面没有他。而家族里的哪一个成员要是犯了大错，那么家族能够给他的最大惩罚莫过于开除家谱了，那等于不再承认他是家族的一员，死后也进不了家族的坟地，成了“孤魂野鬼”，古人认为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

　　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赵谈”改为“赵同”，把“李谈”改为“李同”。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名“谈”，所以要避讳。古代的人在说话作文时祖先姓名不能乱用乱写，而且在用到时有意避讳。除了不说及祖先的名字外，更重要的是在给孩子起名字时要对祖先的名字进行避讳。

　　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

　　唐朝人因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之讳，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把“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犬”。清朝乾隆皇帝不允许百姓家门楣上贴有“五福临门”，因为他的世祖顺治皇帝的名字叫做“福临”。

　　五代的冯道，善于做官，历经几朝，一度为相，人称不倒翁。有一天，他叫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道德经》起首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门客见一句话有三个“道”字犯冯道的名讳，便随机应变地将“道”字改为“不敢说”。于是，这句话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还有明末的湖广巡抚宋一鹤，有一次去参见总督杨嗣昌。因为杨嗣昌的父亲名鹤，为了避讳，他便在名帖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一鸟。

　　上面这些故事听起来很可笑，但也反映了人们避讳的风俗。现代人给小孩起名，一般也不用与父母名字中重复的字。

　　此外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姓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命名。沿袭名人的名字是一种机械搬用，毫无创造性，也不符合独立的精神，掩饰了自己本来的个性，青年人要自信，不自卑也不自大，崇拜名人并不一定要效仿名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