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十八、姓名贵贱论
十八 《百家姓》是按贵贱排列的吗——姓名贵贱论
若说姓名也有贵贱之分，恐怕不少人要嗤之以鼻，但事实毕竟不会屈于偏见。姓氏与人名的贵贱之分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源源流长。畸形的封建社会定然有其畸形的产儿，以贵贱论姓名只不过是封建宗法门阀制度的雕虫小技。
姓名贵贱论分名和姓两条来叙述，这里先讲讲姓氏的贵贱渊源。
南宋史学家郑樵有《通志·氏族略》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之氏。陪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贱也。”
这段话明白地告诉后人姓氏形成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明贵贱”和“别婚姻”，上古三代“贵者有氏”，只有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不得拥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有姓氏的贵族，掌有朝政大权，当时被称为“百姓”，所以那时“百姓”一词，是对有爵禄官职的人的泛称，指百官，与现在的意义恰好相反。即使“百姓”之族，到了周朝也开始有贵贱之分。百姓中最尊贵的一姓为王族姬姓。姬姓占有的封地最多，政治权力最大，姜、姒、子等姓次之，以后便是掌管手工业技术、管理工程的低级“百姓”。
周朝后期，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波动，姓氏得以从少数人手上分离出来，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财物。许多人渐渐认识到，姓氏只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代表自身与家族的符号，组成姓氏的字不过是单字词，根本不与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和含义发生任何联系。
但是，正如俗话所示：百足之虫，僵而不死。以“明贵贱”为由产生的姓氏，在封建社会这个“等级制度”的温床里不可能睡个安稳觉，就在它刚刚合眼不足百年时，两汉的刘姓皇族就把它从热被窝里搅醒，堂而皇之地把它扶上史辇加以开发利用。他们依“因生以赐姓”旧律，引经据典来论证刘氏的高贵血统和非凡出生，其根据是：《左传》载帝尧唐陶氏之后、晋国大夫士会曾一度出奔秦国，其家族亦居于秦，后士会归晋，留在秦国的家族就改称为“刘氏”，因而刘氏乃帝尧后裔，其血统决定他是要称王称帝的。为了推广他们的“姓氏贵贱说”，刘汉王朝开始将自己的刘姓赐给有功于朝的文臣武卫，让他们与自己一同享受“国姓爷”的伏特;凡刘姓全家皆免其徭役。
刘氏开风气之先，后来者蜂涌而至。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派人到处放风说：“王氏”也出于帝尧，坐龙庭非他莫属，如此一打一闹，姓氏的门第贵贱观念深入人心，某人一有名气，人们便自发地为其“寻根问祖”，考察其为某某名门贵族后代。东汉末年，“乱世英雄起四方”，“织席贩履小儿”刘备在政治角逐中成为三鼎之一，于是王朝史官遍查百史，推算出刘玄德乃当今皇帝的长辈，尊为皇叔。后来又嫌“皇叔”之名太虚，干脆做了个实实在在的皇帝。
姓氏高低贵贱之别，经两汉的“沉渣浮起”到魏晋南北朝经长足发展，臻于登峰造极地步。有唐刘禹锡怀古诗《鸟衣梦》为证：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西晋末年，司马睿帝带着大批豪门贵族逃到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些有功之臣多是王、谢、袁、萧四大姓，他们依仗开国之功，掠夺权位，为后代开辟了高贵的门第。此后，四大姓执掌南京政权达两百年，《乌衣巷》中的王谢指的是开国之勋王寻与谢安两大家族，他们世居南京鸟衣巷，常手执尘尾，高谈阔论儒佛之学，吟诗赋词，附庸风雅，享尽荣华富贵。魏晋南北朝时期，“王谢”二姓就成了望族大姓、高门显贵的代称。
两晋以往，北魏时期，定高贵大姓已形成定制。公元495年，孝文帝详定族姓，确立了门阀系列。列鲜卑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为一等士族，“勋著当世，位尽王公”;对汉族则规定：“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云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这四姓。”具体说来，茫阳芦氏，清河翟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据说陇西李氏听说魏孝文帝于汉姓中“定四姓为最尊”时，急如星火，策马昼夜兼程赶至洛阳讨封，无奈卢、崔、郑、王四姓已定矣，李氏“姓”落孙山。为抚真心，孝文帝又颁令言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之门第也很高，陇西李氏才悻悻而去，时人因而讽刺陇西李氏为“驰李”。
陇西李氏缘何要飞奔上京讨封呢?因为那时姓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仕宦升迁、婚姻关系等。许多士族大姓凭其家庭出身，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如琅琊临沂王氏，从汉代到南朝陈代，17世数百人为高官，许多人做到丞相、吏部尚书等职，而出身寒门者哪怕你有惊人之才，也只能屈居下位，永世得不了翻身。为此西晋文人左思在《咏史》中愤笔写道：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西汉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之后代，凭籍祖上荫功竟七世为官，而才翘当代的冯唐由于出身寒门，直至皓发苍颜仍屈居下位，可见姓氏贵贱恶习害人非浅。
对姓氏高低贵贱之分岂止是左思一个不满，同朝大臣诸葛恢也是满肚子火。一次他与丞相王导争论姓氏先后，王导问：“为什么世人不说葛王而说王葛呢?”诸葛恢说：“这好比说驴马，驴在前，但驴能胜过马吗?”
到了唐朝李世民时，姓氏的等级观念仍未松驰。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写《氏族志》，分上上至下下九等，定姓氏之高下尊卑，高氏以为李世民开明，竟斗胆定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居次。唐太宗知道后怒发冲冠，大加斥责，钦定皇族之姓为上之上，第一等;外戚之姓为上之中，第二等;崖、郑等大姓为上之下，为第三等。于是形成唐代李、崔、卢、郑、王五大姓，五姓七家，自持族望，耻与他人为婚。这种情况在《西厢记》就有反映。张生一上台就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曾拜礼郭尚书;”崔莺莺出台便声明自己是博陵崔相国之女，老夫人许婚外家侄子郑恒，郑配崔，自然是门当户对，而张君瑞尽管是相当于外交部长高官之后，无奈姓张，并非头等望族，所以恋爱路上困难重重，作者在戏中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无疑是对姓氏贵贱与门第高低的一次重型炮击。
姓氏高低之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启蒙读物《百家姓》了。此书出自北宋初年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儒之手。赵乃当朝国姓，理所当然地坐了首位;第二位是强弩射潮的吴越王钱缪之尊姓，钱乃吴越国建立者，尽有两浙十三州之地，于是当了亚军;第三至第八名的，孙李周吴郑王六姓，俱是历妃之姓，帝妃一家，同为皇室，最高贵的前八名，不许他人染指，此书即是按当时政治地位高低排列的。
姓氏贵贱在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最为明显的表现方式，那就是避讳。前文已述，李唐王朝禁止食鲤，朱明王朝禁止食猪，别的姓哪有如此威风?高贵的姓如此显赫，低贱之于皇上赐给恶人，政敌的虺、蛸、蝮等姓，如同脸上刺了金印一样，其命运之惨则自不待言了。姓氏的贵贱区分并非国粹，象印度的“种姓”制度与罗马的贵族专姓制，朝鲜的“制姓氏”只让史仕宦士族略有之”到颁姓于“八路”，无不是明证。其详情与我国大同小异，在此不一一细言。
人名之贵贱意识远不如姓氏流行广泛，只在一些特权阶层或特殊时期斑见于人。当然，从广义上来讲，在中国几千年专制的历史中，每个人分生于贵贱不同的阶层，教养不同，身份有异，文野程度不同，所命的名常常从其本身即能显其贵贱。如穷苦人家，文化程度有限，替子女命名，只好“猪儿、狗儿”地排下去;念书人肠中灌过墨水，多带希贤、居正、子房、曲径的一套;至于奴婢们的名字则多是“来福、来喜、万儿、秋香”之类;王侯将相的命名当然更有讲究，因为名字一旦定下来，天下人都要尊而避讳的。正因为名字本身是贵贱雅俗的标志，所以常有些家业中兴者改名以适应新的身份，如贩私盐出身的张九四、九五、九六，一旦造反称王，也改名为张士诚、士德、士信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生话在哪一阶层，大体都有与之相配的名字。因此广义之姓名贵贱，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
避讳是姓名贵贱的强证。在旧社会，命名颇多限制，鲁大夫 讲过五法六避，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的名字明显高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一旦某字词被他们取以为名，便成了他们的专利，你低他一等，为尊者讳的压力按住你的脑门，与他同名就得改，倘有抵触，必遭罪责。封建官僚名字如何作威作福，可想而知。在封建社会，最尊贵的名字当然是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了。他们的名字往往经过史官绞尽脑汁反复考究而来，用尽人间最贵、最美的字词。如清皇室按精心排的字辈起名从雍正皇帝胤禛开始，分别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阅、增、祺。这种字辈名，“只有近支宗族，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便不得依此行辈。”又如受汉族人名影响极大的越南，陈朝(1225—1400)帝王世系多以“日”字偏旁或火字偏旁之字为名，即“在天为日，在地为火”，象陈晃、陈
，陈暄，陈旺、陈昊等均是日为偏旁，这些美辞美名一旦被他们选用，别人不仅不能取以为名，而且还要在一切书录口语中加以回避，否则，罪不可恕。笔者在姓名与避讳一章中将有详述。皇族命名不仅选尽之下好辞，而且对一些取以为名后剩下的带有王、霸含义的词也禁止平民使用。《容斋随笔》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老、天、君、王、帝、 圣、皇等为名字。”许多名中含有这些字的都强行改名。所谓“启疆辟疆，王子之名”也，他们吃剩下的，你也不得觊觎。
如果仅禁几个字倒也罢了，偏偏有些国君有了不正常的业余爱好，象汉王莽就禁止所有的两个字的名字，对于低贱无能、判乱投敌者赏赐二字名以示其罚。王的飞横跋扈也太让人忍受不住了，后来果然被人推下台来。不过，二名贱论却没就此罢休，竟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多。
地位仅次于皇族名的是溢号和赐名。“命谥之义，取于尊隆”。谥号是便于人们称呼故者用的，立谥与否又标明了死者的地位。已故皇上的谥号最尊，官僚臣属的谥号远不可与之相比，但比起没能获谥号者则要显贵得多，一般平民百姓绝不可能有此殊荣。至于赐名，则有褒有贬，褒者受宠无比，贬者则贱若三滥。象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唐玄宗赐为杨国忠，沙沱族的朱邪赤心因有功于唐而被赐名为李国昌均是嘉奖式赐名。清雍正皇帝继位后，诏令与他争夺帝位的两个弟弟胤禩、胤瑭(衣旁)分别改名为“阿是那”(满语：狗)和塞思黑(满语：猪)，则是惩贬式赐名。
赐佳名是皇帝的特别恩惠，凡经赐名的官僚，那名字等于勋衔，高贵无比，人随名贵，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能改斋语录》有云：“皇祜中，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怨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字本来不是严格避讳的，出于御赐，也成了专利品。赐佳名之尊，如此威风;赐恶名之贱，则如坠入十八层地狱，百般煎熬却永无出头之日了。
姓名分贵贱，在宋元时期最为猖獗。清人俞曲园曾引蔡氏家谱注曰：“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如今在绍兴，仍残有旧习。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为四六;夫二十八，妇二十四，合为五十四，生子即名五四或名为六九。明代勋臣、升平王常遇春，曾祖名曰四三，祖重五，交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名曰五一，祖六一，父七一，均以数目为名。
宋时里巷细民，亦喜以数目为名，但多为十数以内。如有南陈田夫周三，鄱阳小民隗六，符离人从四。又有山阳渔者尹二、张四、崔三、郑小五、陈二等，张士诚兄第九四、九五、九六等等。如此测知，宋时同姓名者必定不少。上层仕族，自己有响当的名号，贱民重不重，关他何事呢?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完全是全心全意为上层服务的呀!
姓名的贵贱如今已成旧迹，抚今思昔，我们真应该多多珍惜自己名字。否则，面对为此奋斗不息的祖宗，我们怎能不感到问心有愧呢?
